第346章 审判

六月的北京城，暑气早早地蒸腾起来。日头悬在头顶，像个烧红的铜盆，把柏油路烤得发软，空气里飘着一股燥热的味道，连风拂过都带着烫人的温度。

胡同里的槐花开到了极盛，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沉甸甸地垂在枝头，压弯了细嫩的枝桠。风一过，花瓣便簌簌地往下落，像下了一场带着甜香的雪。

地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混着泥土的湿气，香气愈发浓郁。

放学后的孩子们撒着欢儿跑过，总会蹲下身捡起那些完整的花串，小心翼翼地含在嘴里，轻轻吸吮那一点点若有若无的甜味，眉眼间满是天真的欢喜。

但在这个炎热的六月，这份属于夏日的闲适，却被另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覆盖了。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，都笼罩在一股正义即将伸张的沉郁里，那是历史的债务终于要清算的庄重，是无数冤魂等待昭雪的期盼。

六月初的一天下午，日头正毒。李天佑开着嘎斯  51，刚跑完一趟天津港的运输任务，满身尘土地回到车队。

停车场里，往日收工后四散回家的热闹景象不见了，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眉头紧锁，正低声议论着什么，连他的车开进院子，都没人像往常一样打趣两句。

“李队，你可算回来了......”  老赵眼尖，立刻凑了过来，手里还捏着一支没点燃的烟，脸上带着几分凝重，他把烟递给李天佑，“刚听说的消息，今天下午，天桥那边要开公审大会。”

李天佑接过烟，掏出火柴点燃，深吸了一口，烟雾呛得他轻轻咳嗽了两声：“什么案子？这么大动静。”

“南岛押解回来的战犯，”  老赵压低了声音，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愤怒，“第一批就三十多人，听说里头还有个中将，在岛上手上沾了不少咱们地下党的血，手上的人命没有一百也有八十！”

李天佑夹着烟的手指猛地一顿，眼底闪过一丝冷光。

他想起了余则成带回的那些档案，想起了翠萍提起过的、在南岛牺牲的同志，那些名字，那些事迹，此刻都化作了沉甸甸的怒火，压在心头。

正说着，运输队的周队长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他拍了拍手，让大家安静下来：“同志们，今天提前收工。上级通知，天桥广场要召开公审大会，审判从南岛押解回来的国民党战犯。愿意去参加的，可以结伴过去，也算是接受一次革命教育；不愿意去的，直接回家休息，都听个人自愿。”

话音刚落，工人们立刻交头接耳起来。几乎没有犹豫，大多数人都决定去。这不仅是看热闹，更是去见证正义的伸张，去告慰那些逝去的英灵。

李天佑掐灭了烟头，想了想，也推着自己的自行车，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人群。

天桥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。

这片老北京著名的空地，平日里是杂耍艺人、小商小贩聚集的地方，此刻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广场中央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木台，红漆斑驳，却透着一股威严。台子正中央挂着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，字迹遒劲有力：“公审国民党战犯大会”。

台子两侧，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，他们身姿挺拔，表情肃穆，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全场，让广场上的喧闹声渐渐平息下去。

广场上至少聚集了上万人。有穿着工装、排着整齐队伍的工人，有戴着红领巾、举着小旗子的学生，有穿着中山装的机关干部，更多的是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。

大家安静地站着，脸上带着凝重，偶尔有人低声交谈几句，也会很快自觉地闭上嘴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、压抑的气息，像暴雨来临前的云层，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

李天佑和老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挤到靠近台子的前排。

日头晒得人头皮发麻，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进衣领里，带来一阵黏腻的不适感，但没人在意这些。所有人的目光，都紧紧盯着那个简陋的木台。

下午两点整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，审判正式开始。

审判长穿着一身笔挺的制服，手里拿着卷宗，走到台前，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洪亮地响起：“带第一批战犯！”

两个战士押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了上来。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囚服，头发被剃得干干净净，露出青灰色的头皮，脸色灰败得像一张旧报纸，原本挺直的腰杆佝偻着，眼神浑浊，脚步虚浮，哪里还有半点当年作威作福的模样。

“陈某某，男，五十四岁，原国民党保密局副局长！”  审判长展开卷宗，声音透过扩音器，传遍了整个广场，

“经查明，该犯于  1949  年至  1958  年在台湾期间，指挥镇压岛内民主运动，策划多起暗杀行动，直接参与杀害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七人，爱国民主人士十五人，犯下了滔天罪行......”

每念出一个数字，广场上就响起一阵压抑的吸气声。二十七名地下党员，十五名爱国人士，那是四十二条鲜活的生命，是四十二个破碎的家庭！

人群中的呼吸声变得粗重起来，有人紧紧攥着拳头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，眼神里满是愤怒。

“......  证据确凿，罪无可赦！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！”

审判长的话音刚落，广场上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声：“枪毙他！枪毙他！血债血偿！”

那男人听到  “死刑”  两个字时，浑身猛地一颤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在了地上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是在求饶，又像是在哭泣。

最终，他被两个战士架着拖了下去，耷拉着脑袋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终究什么也没说出口。

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......  一个个战犯被押上台。有曾经手握兵权的军官，有手段残忍的特务，有残害过台湾本地民众的警察头子。

他们的罪行各不相同，但每一条都沾着鲜血，每一项都令人发指。

当审判长念到一个名叫  “林某某”  的战犯，细数他  “于  1947  年二二八事件中，指挥部队屠杀无辜平民，造成三百余名百姓伤亡......”  的罪行时，广场上忽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
李天佑循声望去，只见人群中，一个中年妇女正瘫坐在地上，被旁边的人紧紧搀扶着。她头发花白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手里举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。

照片上，是一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男孩，眉眼清秀，笑容灿烂。

“那是我儿子啊......  是我儿子啊！”  妇女的哭喊声凄厉而绝望，在肃穆的广场上格外刺耳，“他才十八岁啊，就是去街上喊了两句口号，就被他们打死了！连尸体都没了，我找了他十一年啊......  十一年啊！”

她的哭声像一根针，扎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
广场上的呼喊声渐渐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压抑的呜咽声。

不知是谁先开始的，越来越多的人掏出了手帕，擦拭着眼角的泪水。那些泪水里，有愤怒，有悲痛，更有对亲人的无尽思念。

老赵叹了口气，声音低沉地对李天佑说：“我听说，这次从南岛回来的，不只是这些战犯。还有当年被国民党强行抓壮丁带走的普通百姓，足足有上千人。各地政府都在组织接收，帮他们找家人，安排工作，总算能让他们落叶归根了。”

“这是应该的。”  李天佑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他看着那个痛哭的妇女，心里沉甸甸的，“他们欠的，本来就该还。”

审判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。太阳渐渐西斜，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当审判长宣读最后一份判决时，全场鸦雀无声。

三十七名战犯中，十九人因罪行极其严重，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；其余十八人，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，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，为自己的罪行赎罪。

“将死刑犯押赴刑场！”

审判长的声音落下的那一刻，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这掌声响亮而持久，却并不全是欢欣鼓舞。

李天佑注意到，许多人的脸上，除了愤怒得以宣泄的痛快，还有着难以掩饰的悲伤。那些掌声里，夹杂着泪水，那是为逝去的亲人、为牺牲的同志流下的泪。

散场的时候，夕阳已经坠到了远处的屋檐下，天空被染成了一片橘红色。人群沉默地散去，没有人高声谈笑，也没有人互相打闹。

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，像一层薄薄的暮霭，一直延续到走出广场，弥漫在回家的路上。

李天佑和老赵并肩骑着自行车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街道两旁的槐树依旧落着花瓣，甜香阵阵，却让人闻着心里发酸。

忽然，老赵打破了沉默，声音低沉地问：“李队长，你说......  这样，就算报仇了吗？”

李天佑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，他看着远处渐渐沉下去的夕阳，沉默了半晌，才缓缓开口：“报仇只是一方面......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变得深邃而坚定：“更重要的是，要让后来人都知道，做了恶事，终究是要还的。”

“也是。”  老赵点点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

晚风吹过，卷起地上的槐花瓣，飘向远方。夕阳的余晖洒在街道上，给这座古城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。

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血债，终于在这个六月，得到了最公正的偿还。

回到南锣鼓巷四合院时，天已经擦黑。暮色像一层薄薄的纱，笼罩着青砖灰瓦的院落，檐角的灯笼还没点亮，昏暗中能隐约看见墙根下聚拢的槐花瓣，被晚风卷得轻轻打转。

院里飘着浓郁的饭香，是徐慧真炒的土豆丝混着葱花的味道，还有棒子面粥咕嘟冒泡的香气，本该是烟火气最浓的时刻，气氛却透着几分异样的沉郁，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。

田丹坐在正房屋檐下的小凳上，背对着渐暗的天光。她手里攥着一叠厚厚的文件，纸页边缘被捏得发皱，指节泛白。

身上的藏蓝色干部服还没换下，领口的纽扣系得严严实实，却掩不住她紧绷的肩线。

石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，茶水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水膜，旁边散落着几张照片，被她用镇纸压着，只露出一角模糊的影像，透着说不出的压抑。

“田丹姐，怎么了？”  李天佑推着自行车走进院，车轮碾过槐花瓣的沙沙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他停好车，见田丹这副模样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快步走了过去。

田丹缓缓抬起头，眼底布满了细密的血丝，往日里清亮坚定的眼神，此刻蒙着一层浓重的疲惫与愤懑。

她把文件重重合上，纸页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，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：“今天在单位整理卷宗，翻到一个叛徒的案子。那些记录，那些细节......看得我心里堵得慌，喘不过气来。”

李天佑在她对面的小凳上坐下，没有说话。他能感受到田丹语气里的痛惜与愤怒，知道此刻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，只能静静等着她把积压在心里的情绪说出来。

晚风穿过院中的老槐树，带来阵阵甜香，却驱散不了空气中弥漫的沉重。

“这个人，1927  年就入了党，是老革命了。”  田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沉痛，“参加过长征，爬过雪山过过草地，在延安还当过干部，手把手培养过不少青年同志。谁能想到，骨头这么软。”

她顿了顿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文件封面，像是在平复翻涌的情绪：“1948  年在上海被捕，国民党的酷刑还没用到极致，他就扛不住了，全招了。不仅供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秘密，还把整个华东地下交通线的联络点、暗号、同志名单，一股脑全交了出去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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