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1章：百姓的红薯收获了。
腊月，京郊李家庄。
老李头蹲在地头，手里攥着一把冻得硬邦邦的泥土。
他盯着眼前这片三分大的地，嘴唇微微发抖。
“真能收？”他儿子李大柱拿着锄头，也盯着那片地。地里早就没了藤蔓，只剩下冻得发白的土垄。
“官府说能。”老李头吐出这句话，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。
三个月前，里长带着几个衙役来村里，说太子殿下有令，推广红薯种植。
每户按人头分种薯，秋后还种即可。
老李头领了四斤种薯，心里直打鼓：这东西听都没听过，能比得过麦子？
种的时候更犯嘀咕。麦子撒种，这东西却要把种薯切成块，每块留个芽眼，埋进土里。
老李头种了一辈子地，没见过这阵仗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红薯藤疯长，绿油油一片。
老李头看着心烦：不长穗，光长藤，算什么庄稼？
如今到了冬天，麦地早收完了，就剩这片红薯地。
里长说必须等霜降后再收，糖分才足。
老李头等啊等，等到土地都冻硬了。
“爹，动手吧。”李大柱搓搓手，“再不下镢头，天黑前收不完。”
老李头站起身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搓了搓。
他举起锄头，对准第一垄土，用力刨下。
冻土崩开，露出下面暗红色的块茎。
老李头愣住了。
他蹲下身，扒开土。红薯一个挨一个，大的比拳头还大，小的也有鸡蛋大小。
他小心地挖开周围的土，捧出第一个红薯。沉甸甸的，沾着泥土，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暗红的光泽。
“这......”老李头说不出话。
李大柱也刨了一镢头，同样挖出一串红薯。父子俩对视一眼，同时加快了动作。
镢头起落，泥土翻飞。
红薯一个个被挖出来，堆在田埂上。起初还小心摆放，后来干脆扔成一堆。
太多了，多得让人心慌。
三分地，两个人，从晌午挖到日头偏西。
田埂上的红薯堆成了小山。
老李头直起腰，捶了捶后背。他看着那堆红薯，眼睛发直。李大柱找来秤，是借的里长家的大秤，能称二百斤。
第一筐装满了，秤杆高高翘起——一百二十斤。
第二筐，一百三十五斤。
第三筐......
秤了六次，总共一千八百二十三斤。老李头坐在地上，盯着那堆红薯，嘴唇哆嗦着，算不清账。
三分地，一千八百斤。
一亩地就是......就是六千斤。
他种了一辈子地，最好的年景，一亩麦子打三百斤顶天了。
这红薯，一亩顶二十亩麦子。
“爹，咱们......咱们发财了？”李大柱的声音在抖。
老李头没说话。他爬起身，走到红薯堆前，拿起一个最大的，用袖子擦去泥土。
红薯表皮光滑，沉得像块石头。他掰开一点，露出里面黄白色的瓤。
“回家。”他说，“煮一锅。”
傍晚，老李家灶房里蒸汽弥漫。大铁锅里煮着十几个红薯，水咕嘟咕嘟响。老李头的老伴李王氏蹲在灶前添柴，眼睛不时瞟向锅里。
孙子狗蛋趴在灶台边，眼巴巴等着。
“爷爷，真能吃吗？”狗蛋问。
“能！”老李头狠狠点头。
红薯煮熟了，捞出来晾在盆里。
老李头挑了个小的，剥开皮。热气腾起，露出金黄的内瓤。他咬了一口，软糯，甜，一股说不出的香气。
狗蛋也分到一块，烫得直吹气，却舍不得放下。
“甜！”孩子喊。
李王氏也尝了一口，眼泪忽然就下来了：“他爹，咱们今年......今年能过个饱冬了。”
老李头没哭，他只是慢慢吃着那块红薯。
太甜了，甜得发慌。他一辈子吃过的甜食，加起来没有这一口甜。
晚上，里长来了。看见院里堆着的红薯，里长也愣了半晌。
虽说红薯家家户户都种了，但是李家庄，老李头家是第一户收的。
“多少斤？”里长问。
“一千八百二十三。”老李头报出数字，熟练得像是念过一百遍。
第二天，消息传开了。邻村的人跑来瞧稀奇，看见老李头院里的红薯堆，个个瞪圆了眼。
老李头开始发愁——这么多红薯，怎么储存？
里长又来了，这回带了官府的话：红薯怕冻，要存地窖。来不及挖地窖的，可以切片晒干。
老李头家后院有个旧地窖，原本放萝卜白菜的。
全家齐上阵，把地窖又往深挖了三尺。
红薯一层层码进去，铺上干草，隔开潮气。
忙活了三天，总算把一千八百斤红薯都存好了。
地窖满了，屋里还堆着二百多斤。
“吃不完。”李王氏发愁。
“吃不完送人。”老李头说，“他姑家，他舅家，都送点。”
于是李大柱推着独轮车，给亲戚家送红薯。
每户二十斤，沉甸甸的，像送金子。
送完亲戚，还剩不少。老李头想了想，让儿子给里长家也送去二十斤——感谢他当初苦口婆心劝大家种。
腊月十五，县衙来了人。
是个年轻的书吏，带着纸笔，要记录红薯收成。
老李头报上数字，书吏记下，又问：“怎么吃的？”
“煮着吃，烤着吃，晒干了磨面做饼子。”老李头一一道来，“切片晒干能存一年。熬粥也行，切块和米一起煮，顶饱。”
书吏认真记着，写完又问：“若是荒年，这东西能救命不？”
老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道：“我六岁那年闹饥荒，村里饿死一半人。我爹把最后一把麦子给了我，自己吃观音土......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有些低沉：“若是那年有这东西，我爹不会死。”
书吏点点头，合上册子：“老丈，您这三分地的收成，要报去京城，太子殿下要看。”
老李头一愣：“太子殿下？”
“这红薯就是太子殿下让种的。”书吏说，“殿下要知道，百姓到底收了多少，够不够吃。”
书吏走了，老李头在院里站了很久。
他看着地窖口，想着那一千八百斤红薯，又想起小时候挨饿的滋味。
“柱子。”他喊儿子，“明天去集上，买刀肉回来。”
“爹，不过年不过节的......”
“不过年也要吃。”老李头说，“咱们有粮了，不怕了。”
腊月初三，老李家炖了一锅肉。
红薯切块和肉一起炖，油亮亮的，满屋香气。狗蛋吃得满嘴流油，李王氏边吃边抹眼泪：不是伤心，是高兴的。
夜里下雪了，鹅毛大雪。
往年这时候，老李头总愁开春青黄不接。
今年他躺在炕上，听着窗外风雪声，心里踏实得像揣了块热红薯。
他想起里长说的话——全国都在种红薯，从南到北，只要是能种的地方，都发了种薯。
老李头算不清全国有多少地，多少农民。
但他知道，如果每家每户都像他这样，收上千斤红薯，那这个冬天，大明应该没人挨饿了。
雪还在下，覆盖了田野，覆盖了村庄。
但在千家万户的地窖里，红薯静静地躺着，黄澄澄的，像一个个小小的太阳。
老李头翻了个身，沉沉睡去。
梦里，他看见麦浪变成红薯藤，绿油油地蔓延到天边。藤蔓下结满了红薯，挖不完，吃不完。
而在地窖里，那一千八百斤红薯在黑暗中静静地呼吸，等待着被取用，被烹煮，变成热气腾腾的食物，温暖一个个漫长的冬夜。
这是老李头三分地的收成，也是大明千万农家的缩影。
从江南到塞北，红薯在泥土下悄然生长，改变着这个国家的肌理，一寸一寸，扎实而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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